没了法正,谁懂刘备?

史学家果然不同,在看完上篇对关羽失荆州的分析之后,又看到庞统、法正、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。以诸葛那句“法孝直若在,则能制主上,令不东行”切入,通透分析,文章依然来自于已故的史学家方诗铭老先生在《三国人物散论·庞统、法正与刘备》一文。

文/方诗铭

当时益州是安定富庶的地区,诸葛亮《隆中对》指出:“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。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)法正对刘备的“献策”说:“资益州之殷富,凭天府之险阻。” (《法正传》)庞统游说刘备时也说:“今益州国富民强,户口百万,四部兵马,所出必具,宝货无求于外。”(《庞统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)号称“天府”的益州,除“殷富”外,更为重要的是,其地具有自然地理上的特殊条件,即所谓“险塞”、“险阻”,四周群山环绕,外敌不易攻入。

当然,刘备对此更不可能是一无所知,不但刘备,孙权及其大将周瑜、甘宁同样看中了益州。(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备传》)引《献帝春秋》说:“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,遣使报(刘)备曰:‘米贼张鲁居王巴、汉,为曹操耳目,规图益州。刘璋不武,不能自守。若操得蜀,则荆州危矣。今欲先攻取璋,进讨张鲁,首尾相连,一统吴、楚,虽有十操,无所忧也。’备欲自图蜀,拒答不听,曰:‘益州民富强,土地险阻,刘璋虽弱,足以自守。张鲁虚伪,未必尽忠于操。今暴师于蜀汉,转运于万里,欲使战克攻取,举不失利,……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,借枢于操,使敌承其隙,非长计也。’权不听,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。备不听军过,谓瑜曰:‘汝欲取蜀,吾当被发入山,不失信于天下也。’使关羽屯江陵,张飞屯秭归,诸葛亮拒南郡,备自住孱陵。权知备意,因召瑜还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志·鲁肃传》也说:“先是,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,周瑜、甘宁并劝(孙)权取蜀,故以咨(刘)备。备内欲自规,乃伪报曰:‘备与璋托为宗室,冀凭英灵,以匡汉朝。今璋得罪左右,备独竦惧,非所敢闻,愿加宽贷。若不获请,备当放发归于山林。’后备西图璋,留关羽守,权曰:‘猾虏乃敢挟诈。’”从刘备拒绝孙权取蜀的言词中可以看出,除益州的富强外,刘备也重视这个地区的“土地险阻”,“足以自守”。相对之下,如庞统对刘备的说词所指出:“荆州残,人物殚尽,东有孙吴,北有曹氏,鼎足之计,难以得志。” (《三国志·蜀志·庞统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)庞统是刘备入蜀的主要谋士,对此,刘备应该是首肯的。庞统所谓“鼎足之计,难以得志,”这是明显的对《隆中对》的挑战,不但显示了庞统与诸葛亮的分歧,更显示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分歧。

重视益州的“土地险阻”,所谓“刘璋虽弱,足以自守”,实际上这是刘备当时的心态。以“荒残”的荆州与“富强”的益州对比,以“用武之国” (《隆中对》语)的荆州,与“土地险阻”的益州对比,在刘备的天平上,益州是大大超过荆州的。既然“鼎足之计,难以得志”,因而刘备首肯庞统的策划,主要正是看中“足以自守”的益州,并拟步刘焉,刘璋父子后尘,在这里称王,甚至称帝,建立自已的小朝廷,如同前此王莽末年的公孙述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备传》说:“(建安)二十年,孙权以先主(刘备)已得益州,使使报欲得荆州。先主言:‘须得凉州,当以荆州相与。’权忿之,乃遣吕蒙袭夺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。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,令关羽入益阳。是岁,曹公(曹操)定汉中,张鲁遁走巴西。先主闻之,与权联和,分荆州江夏,长沙、桂阳东属,南郡、零陵、武陵西属,引军还江州。”

这条史料十分重要。由于刘备心目中荆州已处于次要地位,可以将荆州给与孙权,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,即须在刘备取得凉州之后。所谓“须得凉州”,从地理条件来看,益州与凉州的关系十分密切,而且作为蜀地咽喉的汉中与凉州接壤,可以直接威胁汉中,进而更可以威胁益州。凉州尚未到手,孙权即派吕蒙袭取长沙等三郡,刘备当然不惜以兵戎相见。待曹操定汉中,“蜀中一日数十惊”,权衡轻重,刘备思想中,益州安危当然远超过荆州,重新划定荆州的势力范围,与孙权“联和”,必然提上日程。对此,刘备与诸葛亮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。

一旦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,刘备志满意得,即自称汉中王。据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备传》所载群下上刘备为汉中王的表,仅以“汉中、巴、蜀、广汉、犍为国”,这是一奇怪的现象,为什么汉中王“为国”不包括荆州的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三郡呢?是不是荆州将给孙权,这三郡已无足轻重呢?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,即是说,刘备准备放弃荆州,在益州“自守”。自从庞统提出“荆州荒残,人物殚尽,东有孙吴,北有曹氏,鼎足之计,难以得志”,继而取得益州之后,诸葛亮《隆中对》所提“跨有荆益”的策划,早被刘备置诸脑后了。这是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大的分歧。

既然荆州已无足轻重,为什么被孙权袭取、关羽被杀之后,刘备却大举出蜀发动夷陵之战呢?对这次行动,如果仅从政治军事方面着眼,将十分难于理解,但是,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,尤其是内心活动,因而不能忽视某一时期的个人心态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,刘备为什么挑起夷陵之战,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刘备发动这次战争,蜀中群起反对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法正传》说:“先主(刘备)既即尊号,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,群臣多谏,一不从。”在谏阻的“群臣”中,包括追随刘备多年的赵云在内。同书《赵云传》注引《赵云别传》说:“孙权袭荆州,先主(刘备)大怒,欲讨权。(赵)云谏曰:‘国贼是曹操,非孙权也,且先灭魏,则吴自服。操身虽毙,子丕篡盗,当因从心,早图关中,居河、渭上流以讨凶逆,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。不应置魏,先与吴战,兵势一交,不得卒解也。’先主不听,遂东征。”赵云所谏,从政治上说“不应置魏,先与吴战”,从军事上说更“兵势一交,不得卒解”,显然赵云反对东征孙权的战争。“群臣多谏”的具体内容不详,仅同书《秦宓传》说:“先主既称尊号,将东征吴,宓陈天时必无其利,坐下狱幽闭,然后贷出。”总之,群臣都是从政治、军事上考虑反对与孙吴作战的。

对这些谏阻,为什么刘备不听,仍一意孤行?因而这里有必要不从政治军事上的利害,而从另一角度加以考察。

劝说放弃荆州的,如前所说,出于庞统的献策,为刘备所采纳。此外刘备内心深处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章太炎曾说过:“关羽世之虎臣,……功多而无罪状,除之则不足,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,……故不惜以荆州全土,假手于吴人,以陨关羽之命。”(《检论·思葛》这很有见地。对镇守荆州的关羽,刘备极不放心,而关羽对刘备也心怀不满,不但易代(即刘备死后)将难于控制,即刘备健在之时出感到没有把握。如章太炎所说,假手吴人将关羽除掉,应该是刘备所思考的问题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法正传》说:“章武二年,大军败绩,还住白帝。(诸葛)亮叹曰:‘法孝直(法正)若在,则能制主上,令不东行,就复东行,必不倾危矣。’”对刘备发动夷陵之战,如果说诸葛亮不加谏阻,这是不可能的,其谏阻之词出应该仅是从政治、军事上着眼,与赵云相同。从所谓“法孝直若在,则能制主上,令不东行”,诸葛亮认为,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远超过自己之上。法正背叛刘璋来归,刘备得以取蜀,因而获得高度信任,这是人所共知的,问题还不在这里,必然有其另外一面,即法正洞晓刘备的心态和隐情,敢下在刘备面前说他人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话。

刘备对荆州之失,尤其是对关羽之死负有责任,但为了掩盖,有必要故作姿态,打出“以复关羽之耻”的旗号,显然这是在欲盖弥彰,也为当时所了解,前引赵云的谏阻之词即仅从政治、军事的利害方面立论,不急触及所谓为关羽复仇的问题,当然不为刘备采纳。从刘备的心态来说,人们愈是不愿说“以复关羽之耻”,他愈要显示他与关羽之间“恩若兄弟”的情谊;反之,如果有人顺应刘备心态,批责关羽之过,再转而陈说伐吴的利害,刘备是可能自行转弯的,法正即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人物。

首先,法正是中途投奔刘备的,不像诸葛亮或赵云那样很早即与刘备结合,并深悉关羽的功绩。

其次,法正本来是见利忘义,而且如《法正传》所说,更是“睚眦之怨,无不报复,擅杀毁伤已者”的残酷无情的人物,对刘备有意除灭关羽,不可能如诸葛亮、赵云那样耿耿于怀。

最后则是,法正是当时唯一敢于在刘备面前说私房话的人。诸葛亮所叹息的“法孝直若在,则能制主上,令不东行”,原因很可能即在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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