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的是刘备杀了关羽吗?

看罢三国中关羽失荆州,总有一种可惜和挫败。当然,伴随着这种挫败,我们还有另一种自我解释,性格使然,毕竟是大意失荆州嘛。但已故的史学家方诗铭老先生在《三国人物散论·刘备与关羽》一文中,以史料为依据,做出了另一种推测:是刘备故意为之。

关羽违反《隆中对》的措施,终于导致荆州失守,自身也为孙权所杀。但在蜀中并未加以阻止,亦不派兵往援,对这个问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。对此,章太炎曾说:“(关羽)临沮之败,葛氏(诸葛亮)不以一卒往援,昧者讥其无远略,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。”这类意见,章太炎是不同意的,他认为:“关羽,世之虎臣,……功多而无罪状,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,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,……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,以陨关羽之命。”见所著《訄书》第三十六《正葛》,后《检论》改篇名为《思葛》,将荆州之失归结为刘备的“疏慢”(《章太炎全集》第三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)。这个意见很大胆,特别是在所谓“桃园结义”早已深入人心之时。但这个意见也很有见地,深恐易代之后不能驾御,而诛除功臣,这种事例历史上不是个别的,章太炎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。

据《三国志·蜀志·廖立传》,廖立被废其罪名主要为“诽谤先帝”,即诽谤刘备,其中一项是“(刘备)后至汉中,使关侯(关羽)身死无孑遗,……羽怙恃威名,作军无法,(刘备)直以意突耳”。这里所记廖立的话比较含糊,所谓“直以意突”指的是谁?粗看似乎指关羽;如果将前后文联系起来,所指应该是刘备,即是说,关羽仅具“威名”,但“作军无法”,刘备却故意让他镇守荆州,因而“使关侯身死无孑遗”。如果不是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为刘备隐讳,对廖立的话有所删改,即是当时廖立意在言外,认为关羽之死,刘备故意置之死地,称关羽为“关侯”即含有惋惜之意,否则很难成为“诽谤先帝”的罪名之一。我以为章太炎的论断很有见地,主要根据即在这里,不过不惜以荆州“假手于吴人,以陨关羽之命”的,不是诸葛亮,而应该是“恩若兄弟”的刘备。

《三国志·蜀志·张飞传》说:“(关)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。”同书《吴志》的《吕蒙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说:“(关羽)梗亮有雄气,然性颇自负,好陵人。”同书《陆逊传》也说:“关羽矜其骄气,陵轹于人,始有大功,志骄意逸。”所谓“骄于士大夫”,“性颇自负,好陵人”,“矜其骄气,陵轹于人”,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,也是关羽最大的弱点,如前所说,关羽曾骂孙权为“貉子”,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。不但对敌人,关羽的“骄气”还发泄在同一营垒的人们身上,’甚至在刘备身上。

建安二十四年,刘备自称汉中王,以关羽为前将军,张飞为右将军,马超为左将军,黄忠为后将军。当马超前来归附之际,关羽已经不满,《三国志,蜀志·关羽传》说:“(关)羽闻马超来降,旧非故人,羽书与诸葛亮,问超人才可谁比类。亮知羽护前,乃答之曰:‘孟起(马超)兼资文武,雄烈过人,一世之杰,黥、(布)、彭(越)之徒,当与益德(张飞)并驱争先,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。’羽美须髯,故亮谓之‘髯’。羽省书大悦,以示宾客。”由于诸葛亮的协调,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得以缓解。到了刘备重用黄忠为后将军,又引起关羽更大的不满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黄忠传》说:“是岁,先主(刘备)为汉中王,欲用(黄)忠为后将军,诸葛亮说先主曰:‘忠之名望,素非关(羽)、马(超)之伦也,而今便令同列。马、张(飞)在近,亲见其功,尚可喻指,关遥闻之,恐必不悦,得无不可乎?’先主曰:‘吾自当解之。”’

对于刘备将黄忠的地位提高到与关羽同列,诸葛亮也感到会激起关羽的愤怒,自己也很难加以解说。刘备所谓“自当解之”,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。同书《费诗传》说:“先主(刘备)为汉中王,遣(费)诗拜(关)羽为前将军。羽闻黄忠为后将军,羽怒曰:‘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!’不肯受拜。”关羽斥骂黄忠为“老兵”,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,是谁将自己与这个“老兵”同列,当然是刘备,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,而是指向刘备。

由此可知,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,对此,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。但是,关羽手握重兵,镇守荆州,不但易代(即刘备死后)之后将难于控制,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。怎么办?如何处理这个问题,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。

如前所说,刘备任麋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,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,是否除这是军事要地之外,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?答案是肯定的,即是为了监视关羽,防备他反对刘备。麋芳是妻兄弟,士仁是同乡,刘备不怀疑他们的忠诚,因而完全具备监视关羽的条件。从关羽的“骄气”出发,对这位妻兄弟和同乡当然不可能假以词色,而麋芳、士仁却以监军自命,当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拒之时,命令“供给军资”,竟然遭到抗命,“不悉相救”。尽管关羽曾愤怒表示“正相治之”,当时却也毫无办法。刘备任用麇芳、士仁以监视关羽,应该说,前引<关羽传)这条史料是最为典型的。

后来麇芳、士仁所以投降,如前所说,这是出于孙权的“阴诱”。据前引《关羽传》说,“(麋芳、士仁)素皆嫌(关)羽轻己”,“芳、仁咸怀惧不安”,却没有说明“阴诱”的具体内容。所谓“轻己”,对麇芳、士仁轻视,这是关羽“骄气”的必然表现,但所“轻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?其一应该是二人的无能,所依恃的仅是裙带和同乡关系;其二则应该是他们依恃这种关系以监视关羽,如果说重点在这里,那么关羽轻视麋芳、士仁是次要的,主要倒是二人背后的刘备了。所谓“怀惧不安”,其一应该是二人畏惧关羽,特别是关羽的秋后算帐;其二则应该是畏惧刘备,深恐关羽在曹操、孙权联合进攻下失败,他们将成为荆州失守的替罪羊,为刘备所杀,后来刘封以不救关羽的罪名而死即是如此(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封传》)。如前所说,“为典州事”的潘浚应该“阴诱”投降的牵线人,他的游说之词不会超出这个范围。当然,这是推论,但这个推论是合理的。

《隆中对》的破灭,荆州的失守,关羽不能辞其责。但是,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,一方面派麋芳、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,以监视关羽,终于矛盾激化,在关羽对曹操战争的关键时刻,二人为孙权“阴诱”,背叛投降,以致关羽全军覆没,荆州丧失;一方面却放纵关羽“骄气”的发展,与孙权失和,并坐视关羽和潘浚、麋芳、士仁的“不睦”,更为重要的是,听任关羽破坏《隆中对》策划,挑起对曹操的战争。对此,刘备似皆若无其事。因而,“除之(关羽)则不足以厌人心,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”,“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,以陨关羽之命”,章太炎在《訄书》中的看法是大胆的,更是有见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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